據《明史》記載，明軍攻下北京后，不少人把元朝宮中的珠寶進貢給朱元璋。隨著地位和情形的變化，能夠一下子得到這么多的珍奇寶貝，朱元璋當時確有些飄飄然。朱元璋皇后馬秀英得知此事后便勸朱元璋：“元有此寶，為何又落你手?可見財寶非真正之寶，賢才才是寶中之寶。但愿得賢才朝夕啟沃，共保天下，即大寶也。”朱元璋覺得皇后馬秀英言之在理，便在建朝之初，廣納人才，采取輕徭薄賦，恢復社會生產，整頓吏治，懲治貪官污吏，促使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，開創了為后人稱頌的“洪武之治”。馬秀英可說是一位典型的“廉內助”，她對“才”與“財”的辯證理解尤為深刻，對今人的創家立業、治國理政都有啟迪。

　　“才”與“財”，音相同，意相遠。“才”，能力也，是將知識予以活化和運用的能力，需要不斷學習與造就；也指有知識、有能力的人。“財”，是“才”字旁邊加個“貝”，指的是金錢和物資，能夠給人帶來直接的好處，有助于人的欲望的滿足，是人們喜歡追逐的對象。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看，“才”與“財”之間卻是相通的，“才”是“財”之基，有才的人按照正常的規則、秩序而運行，終究會擁有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；“財”是“才”之果，人類的一切財富、一切發明創造都是“才”的換取或物化。所謂“有才應有財”“財從才來”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　　然而，現實生活中“從事復雜勞動的不如從事簡單勞動的”“從事腦力勞動的不如從事體力勞動的”等體腦倒掛和投入產出不匹配現象，也讓有些人認為“才”與“財”是挨不著邊的事，發出了“讀書無用論”和“百無一用是書生”的感嘆。于是乎，有些人便重眼前輕長遠、重先得輕后得、重錢財輕人才、重可感輕潛在。這種現象應該要引起社會對人才培養和勞動分配制度的檢索與反思。但這種現象肯定不是主流，而是個別的、表面的、暫時的，我們不能為幾朵浮云而遮眼，并且還由此做出了不正確的判斷和不理智的選擇，更不能“只要馬兒跑，不讓馬吃草”，只重當下的產出不重應有的人力資本投入，只重“財”不重“才”，熱衷于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。

　　還有一些人雖然認同“財從才來”，但卻對“才”與“財”的要義并沒有認真領會與準確把握，一切以一己私利為中心，不憑誠實勞動而謀財，而是挖空心思，極盡所學之知識與技能，巧取豪奪、貪污受賄、坑蒙拐騙、殺人越貨。這種人所謀的“財”是傷天害理之財，是坑人利已之財。這種人是典型的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，擁有的“才”越高對社會的危害也越大。這種“才”不是真正的才，而是歪才、蠢才和害人之才、反動之才，只會為社會所不容；所獲取的“財”也不是正當之財，而是不義之財、缺德之財，只會為人類所不齒。這種人的下場可想而知，俗話所說的“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”，應該指的就是這種現象。

　　其實，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能力與水平才叫真正的“才”，為人民、為國家、為民族謀福祉的才，還可稱之為英才、雄才和偉才；為求取自身的生存與發展，憑誠實勞動和分配規則而得到的報酬或回報方可稱為真正的“財”，為人類和社會做出貢獻而獲取應有的回饋，還是名至實歸的社會褒獎。在崇尚公平正義的社會，在知識經濟時代，這樣的“才”與“財”，使人信服，受人尊重、令人向往，也備受稱贊。像比爾?蓋茨、馬云以及聞名遐邇的那些才華橫溢的名流名家們，他們的雄“才”大略推動了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，擁有再多的財富，也屬一種應該，不會有人不服和覺得不平，相反還會受到人們的熱捧和贊揚。問題的關鍵是，你所擁有的是什么樣的“才”、又是謀的哪樣的“財”。順應時代發展、合乎社會要求、符合人民期待的“才”，必然應適應真正意義上的“財從才來”的法則。

　　“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清代思想家、文學家龔自珍對人才的呼喚，適應于任何時代、任何社會。窮并不可怕，缺錢少物也沒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最可怕的是人無知識、地無人才，卻又成天想著要暴富、要發財。人才是國家的第一資源和第一寶貝，是企業和社會發展最核心的要素，有了人才就等于“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”，無可化為有，窮可變成富，弱可轉為強，劣可成為優，后可趕上前。有上進心的人必然注重自身能力之打造，爭當被人公認的人才，并以自有的“才”而獲得社會應給的“財”。有希望的民族也必然是唯才是舉，重視人才，尊重人才，讓真正的人才工作有用武之地、生活無后顧之憂，活得有尊嚴，過得有品質。這才是社會所提倡和需要的“才”與“財”的正相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