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親易福位，生于農歷1916年8月24日。因為土匪多次綁票祖父，加上祖父去世時喪事大操大辦，到我父親當家時，家境已經十分困窘。

　　解放前我父親以種佃天為生，田主是外村石田一個姓何的，實際收租的外號名“交者鼓”，她也姓易，但對易家人并不仁慈。種佃田交租有“五五”、“四六”、“三七”、“二八”開，就是指地主收租每石收五斗、六斗、七斗、八斗。種田人能得到五斗的，田主算是很開明的，種田人一般只能得四斗、三斗或二斗。 我父親每年交租后基本無糧，沒有飯吃怎么種佃田呢?就只有向地主“賣新貨”一條路，春夏借一石谷，秋收后還4石。還不起就本上翻本，息上加息。當時社會的狀況就是窮的窮到底，富的富登天。主要原因就是地主剝削太嚴重，另外當時產量很低，畝產只有三四百斤。靠著種佃天，父親和母親養育了我和3個妹妹。我母親共生育了13胎，但其他的都沒有存活下來。

　　我父親非常勤勞節儉。在我的記憶里，不管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后，他外出干重體力活，如犁田、耙田、砌田埂、插秧、薅田，每天只吃兩餐飯。早晨吃早飯出去種田，晚上回家吃晚飯，中午省著不吃。有時母親中午為他送飯去，他把飯帶回來，晚上熱著給大家吃。母親勸他好幾次，他都說習慣了，不吃飯也過得。父親對我們小孩非常關愛。1958年到1959年，農村遍地辦起公共食堂，社員全部在食堂就餐，各家各戶無糧開伙。1959年國家處于困難時期，蘇修又逼債，下半年過苦日子。16兩一斤的秤，每人每天才9兩米，每餐3兩。按現在十進位的秤，人人都處于饑餓的狀態。我父親還要把飯分一半給我3個妹妹順方、桂芳、美英吃。我3個妹妹每餐加3錢，父親每餐吃不足一兩米飯。三個妹妹年幼不懂事，又餓得慌，父親給他們多吃點，她們高興得不得了。當時我在武岡師范讀書，不能幫上父親的忙。時間長了，父親非常消瘦，身體差，終于熬不過去了。在43歲那年，也就是農歷1959年12月初8日，他在臨近的雙江大隊醫療室治病時離別人世。

　　根據農村風俗，人在外面去世，死尸不能進屋。當時我家的屋被火燒了，也沒有屋。族人把我父親從雙江大隊醫療室接回，放到村里的水田里進棺，舉行簡單的葬禮。送葬的村民在食堂吃了2兩米飯，抬著我父親登山安葬。我父親去世時，沒有棺木。當時買棺材沒有錢，只有借。我滿叔易福柏到處借，走了兩三天，借了四五個村子，最后在一個叫巴源樹的村子里找到同族人易敬春家，借到一副棺材。所借棺木欠賬，到我師范畢業回家教書后才還清。我父親亡故時，我在武岡師范讀書還未放假。當時通訊設備差，要到區公所打電話，很難通；寫信要半個月才能收到。而且那時連寫信的人也找不到。據說當時打了電話，我未接到。所以，我不知我父親去世，未回家端靈牌送葬，由族伯堂弟易敬華端靈牌送我父親登山入九泉。

　　在父親去世前一個月，大概是1959年農歷11月上旬，我從武岡走路回家看望父母親。當時包隊干部劉敘江看到我回來了，不知從哪里找來一個兩斤左右的死豬崽送給我父親。沒有油炒，死豬崽放在鍋里煮時燒得紅紅的，煮熟后一家人吃了。吃完后，我動身去學校，父親送我送到村外的轉彎處看不到我背影時才回轉。我與父親分別時都流淚。放寒假我回家過春節，走到離家還有5里路遠的一個村子里，才知道父親去世了，突然身子冷了半截，坐在地上哭了很久，一直哭著回家。

　　就這樣，我再也沒有見到我的父親。